科技杂谈▏中国“跟班式科研”的成因及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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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前，“再这么玩下去，中国的科研就真没戏了”一文很火，文章指出：“目前中国的科研看起来很繁荣、很热闹，但是你如果静下心来，把中国的科研放到世界竞争的大格局里，站在科技发展的大视野上回望，就会发现：不管是基础研究的理论、还是在重大技术的突破，你能看得见的中国人有谁？似乎很难看见谁。原创性的理论极少有咱们的东西，技术领域更是这样，所有改变我们现在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东西，有哪些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的？你再说我们是一个有影响的科技大国，依据在哪里呢？”
文章从一个侧面告诉大家我国科研的现状和隐藏的危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已有40年，论科研人才数量、科研条件及国家经济实力都远非昔日可比；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已大幅缩小，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超越；但在科学理论创新方面却乏善可陈，很不尽如人意，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的问题。
第五届索维尔会议参加者合影（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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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跟班式科研”，引用钱学森先生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别人说过的才说，别人没说过的就不敢说”。其具体表现就是对外国一些并不成熟甚至存在严重错误的理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肯定和崇拜，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并不遗余力进行跟踪研究，更严重的是，常以此作为真理标准和依据来扼杀国人的创新见解。凡是外国主流赞成的理论我们也跟着赞成，外国人将其否定之后我们也跟着否定，从来不敢理直气壮地否定一个存在明显错误的外国理论，也没有胆量提出自己的新理论。
“跟班式科研”的形成是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现象，其根源和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学以致用”的古训难脱干系。两千多年来，我国一直是基本遵循这一古训行事的，什么东西只要有用就行，其道理及原因可以一概不去过问。这一古训现在仍大有市场，很多人仍深受其毒害；致使很多奉命去过问的人也只是以追求个人名利与升迁为目标；因此，“跟班式科研”这种风险与付出最小，收益期望值最大的科研方式必然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也因此引发造假、抄袭与拼凑垃圾论文之风盛行；至于这样是否能获取真正的科学创新理论，这是他们无法顾及也是不必费心去考虑的问题。
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培养出了一大批学习成绩优异，其中也不乏有志追求科学真理的科研人才，但因我国的教育体系存在种种缺陷与弊端，而使他们所学知识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据报导，历年来在国际奥数比赛中，中国学生都名列前茅，几乎都包揽竞赛的冠亚军，这说明我国学生的学习成绩应该是世界首屈一指的。
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互派考察组就对方教育情况进行了解和考察；结果中国考察组发现，美国学生比较自由散漫，玩耍的时间过多，学习不太用功；于是得出结论：“20年后中国的科学创新能力一定超过美国”。美国考察组发现，中国学生学习非常刻苦和用功，看到很多学生边啃着面包边跑步去上学，于是作出结论：“20年后美国的科学创新能力一定落后于中国”。
蔡元培先生与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科学家（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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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多年已经过去，而实际情况与双方的预料完全相反，美国的科学创新能力仍远远领先中国。美国现在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有240多位，而中国最近才勉强实现零的突破。究其原因，都一致认为是我国的教育理念和体制出了问题，其主要表现是恶性竞争、题海战术，填鸭式教学。最终结果使学生成为一种应付考试的机器，淹没他们探索自然奥秘的兴趣与好奇心，使他们丧失灵活应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近年来，我国惩治了大量贪官污吏，说明官场过去的贪腐现象是相当严重的，科研界并非世外桃源，不可能独善其身。其中科技部长愤怒地指出，我国的科研经费有60%落进了私人荷包，这就是科研界腐败严重的证据，已揭露官场有很多起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科研界同样有买官、卖官的需求和土壤，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在科研界的买官、卖官或跑官、要官现象，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其中一流的科研人员有较多的选择，可出国谋发展、可到民营企业找一个不错的职位，即使在本部门也具有较强的科研竞争能力，故对谋取官位的积极性及欲望并不高；而对于二流的科研人员来说，没有多少选择余地，故谋取官位就几乎成为唯一的最佳选择。由于当前存在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官位的土壤和条件，而他们谋取官位的能力又往往明显高于一流人员，故更容易如愿以偿。二流科研人员获取官位后，贪污一点科研经费还是小事，并没有某些贪官动辄贪污几十亿、几百亿的危害那么大；但严重的问题是，他们有强烈保持自己官位的需求，却没有能力搞出像样的科研成果，而只得千方百计来阻碍和扼制别人在他所管辖领域内作出创新的科研成果，以消除竞争对手，保住自己的官位和面子。其最终结果，就是大家都平平庸庸搞些“跟班式科研”而相安无事。
西方在推翻腐败的宗教统治实现文艺复兴以后，由于打破了人的思想桎梏，促使科学理论创新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获得了杰出的成就，并带动生产技术获得了迅猛发展；这一伟大而又成功的历史经验亟待我们借鉴与学习。但也应看到，西方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并非完美无缺，有部分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有少数理论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至今还有难以计数的自然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与揭示，应该看到对自然奥秘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将永远在前进的路上。因此，我们前面有广阔的探索天地，我们也有能力和条件去进行自主的创造性的探索，没有理由作茧自缚而跟在别人后面去进行所谓的“跟班式科研”。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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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列举两个实例，逐个叙述“跟班式科研”的危害。
一是对地球交替膨胀收缩成因的研究：地球交替膨胀与收缩现象的发现并得到公认，是近百年来地学界来之不易的重大研究成果；但它至今并未获得世人应有的关注与重视，这是由于人们始终找不到其发生的原因和机理。如果像某些人所说，地球因不断获得外来的物质而使其体积不断膨胀，那么就无法解释，地球体积收缩时所获得的物质到哪里去了。如果像另一些人所说，地球因内部温度不断增高而膨胀，那么就无法解释地球体积收缩时温度是怎么降下来的。所以在国外至今连解释其成因的假说都一个也未出现；我国科研界因为无“班”可跟，自然也不会去研究这种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据美国科学家通过金刚石和钻枪模拟地核压力的实验发现，地核温度为6880℃，比过去认为的2700℃～3700℃要高3～4千度，而且还在不断上升。因此他们认为：大陆漂移的动力热源来自地核，而不是以前认为的来自地幔，这说明地核存在巨大来历不明的热源。对此，将外国人的上述观测成果连贯起来，从而对地球交替膨胀收缩的机理作出了圆满的解释，还可为破解板块驱动力来源、地磁倒转、地槽活动等老大难地质活动的成因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并有望摘掉“地球科学是不科学的科学”这一在地学界广泛流传的恶名，有望使地球科学立即恢复生机和活力而成为一种名符其实的真正科学。
二是对煤炭及石油成因的研究：人们对煤炭和石油的成因都已探讨和研究了一个多世纪，所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争论至今仍未得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结论。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煤炭和石油分别是远古时期的植物和动物残骸等有机物转变而来，通常简称为“有机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二者都是来自地球内部的无机物转变而来，通常简称为“无机说”。现在“有机说”已占据统治地位，我国也随之作“跟班式科研”，并堂而皇之将它写入了我国的教科书，这一争论似乎到此已得出了正确的最终结论。然而，近几十年来，“无机说”找到了很多质疑“有机说”的确凿证据，只是“无机说”虽有充足理由驳倒“有机说”，却几乎找不到任何证据来佐证，因此也陷入了绝境。
以海底石油形成为例，当含炭团块落入大海时，通常比落入湖泊中会更快地被沉积物覆盖而保存下来；这可解释为何相继发现很多海洋下部存在众多大规模油气田。按“有机说”无法解释形成油田所需数以百亿吨计的动物残骸从何而来；更无法解释散布在广大海洋中的水生动物残骸是如何在较短时期内输送到油气田中的；殊不知，水生动物尸体若不在几十天内输送到油气田并及时被沉积物覆盖，它就会腐烂，其中所含油脂与气体成分便会浮向海面，它即使不氧化或分解也绝不可能沉向海底而形成油气田。而按“天外无机说”的观点，上述含炭团块实际上也应包含石油、甲烷及水等成分；已知每吨原油含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天然气50～70立方米；而甲烷在常压下的液化点约为零下10℃，故它们完全可能随含炭团块一同沉入海底，而为形成大规模油气田创造条件。因煤炭密度比海水大，故会沉入海底，并随海底沉降到很深的部位，从而使我们难以发现。现已发现位于浅海的一些地槽中，存在深度达万多米的沉积岩层；这是因为沉积岩的热导率远低于花岗岩与玄武岩的缘故，这会使熔岩层的产热量无法充分传出，而使该处地面不断下沉，使之形成厚度达万米以上的沉积岩层成为可能。
但对此有一个疑问，即大海中为何只发现众多油气田，而从未发现煤层的存在。对此可作如下解释，由于煤层比沉积岩层的热导率更低，故其沉降深度也可能更大。而存在于海底岩层中的石油则由于比海水密度小，又具有较好的流动性，故当海底地壳出现裂隙、或发生升降运动、或沿板亡带向地下俯冲时，都可借助浮力迁移上升至高处而被保存下来。
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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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主流的这种作法实际上就是“跟班式科研”造成的必然恶果；他们完全违背了钱学森先对科研界的告诫：“你们必须想别人没想到的事，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却仍然沿着钱先生指出的那种弊端：“别人说过的才说，没有说过的就不敢说”，继续前进，长此下去，中国的科研前途怎不令人忧虑。
看来我国科研界的“跟班式科研”非常重视科学理论的来头，而对其是否正确的考察则抛到九霄云外，凡得到外国人肯定的理论不论正确与否一律跟之，凡对于国人，尤其是“民科”提出的新见解则不管正确与否一律置之不理。难道我国的科研界真要等到外国人将此难题全部破解后再去作“跟班式科研”，难道真要像钱学森先生指出的那样，要等外国人说了才敢去说。如果不悬崖勒马，中国将要失去一次千载难逢的重大科学创新的良机。因此，大家应秉承“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的精神，早日扼制与摧毁“跟班式科研”，切实遵照钱学森先生的告诫，为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起。
■本文依据赵菊初的博客整理，赵菊初，男，1929出生，湖南邵阳人，1951年就读华中科技大学，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员，长期从事非标准机械设备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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